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歷史終結論’新形式判斷” 獲結項優秀
來源：社科規劃辦 發布日期：2023-07-07 16:07
一、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稱：‘歷史終結論’新形式判斷
項目類別：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批準號：18BKS050
所屬學科：馬列科社
項目負責人及單位：劉仁營 江西師范大學
進行時間：2018.07-2023.03
最終成果：《“歷史終結論”新形式判斷》
代表性論文：
1.《疫情背景下的“歷史終結論”及其批評》，《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
2.《蘇聯解體根源再認識——“歷史終結論”的挑戰與思考》，《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3.《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紅旗文稿》2019年第1期；
4.《福山放棄“歷史終結論”了嗎?》，《西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9期；
5.《在退卻中守望的福山》，《國外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
6.《評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紅旗文稿》2009年第18期。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蘇東劇變不久，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1992年，美國），詳細論證了令人驚詫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的最完美的制度，社會主義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歷史已經停止進步，向世界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出正面挑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和中國道路不斷成功等影響深遠的事實，有力回應了“歷史終結論”的挑戰，迫使福山對原先邏輯和結論做出重大修改，重新構畫了“新意識形態”（福山語），連續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美國）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美國）等新代表作。
福山的新著述引起世人包括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指出：“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它只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绷暯娇倳泴嵸|上宣布了“歷史終結論”及其新形式的失敗，還要求我們“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因此，本課題并非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揭示“歷史終結論”新形式的欺騙性和誤導性前提下，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和生命力。
三、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在系統研究福山不同時期相關理論作品基礎上，該成果從源流、方法、理論、歷史與未來等五個方面對“歷史終結論”新形態進行了系統研究。與之對應，該成果的內容區分為源流篇、方法篇、理論篇、歷史篇和未來篇五個部分。
1.源流篇：主要追溯、梳理了歷史終結論從起源到原生形態形成，到重構形態創作的過程，提出：第一，從理論淵源上看，歷史終結論不過是黑格爾、科耶夫等人的歷史終結論的直接發揮；從政治實踐上看，歷史終結論不過是撒切爾TINA思想和布熱津斯基資本主義勝利論的哲學論證，實質是蘇東劇變后資本主義最終勝利幻覺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第二，歷史終結論的原生形態經歷了從帶問號的演講論文《歷史的終結？》，到系統論證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發展過程，二者雖有所差別，但都體現出政治的冷戰特征、哲學的唯心特征、立場的資產階級性特征，以及邏輯的矛盾性特征等。第三，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經歷了一個從初步思考到正式創作，再到自我確認的過程，這對福山而言充滿了糾結、痛苦與繁重勞動。這個重構工作，從邏輯變化上看，是在六個邏輯變量的推動基礎上得以實現的。這六個變量包括國家再發現、政治衰敗、政治目標重構、中產階級地位突出、“升格馬克思主義”以及人性論重設等。
2.方法篇：主要概括、批評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采用的新的研究和論證方法，提出：第一，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在方法論上的第一個重大變化是“降格”黑格爾、“升格”馬克思，肯定“馬克思-摩爾”框架的重要指導意義。這實際告訴我們，福山的整個理論重心放在當今時代，放在世界范圍擴展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上，因此應該把閱讀的出發點放在他的第二卷即《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上，不應被其第一卷繁雜的歷史堆砌所誤導。當然，福山對馬克思的這種“升格”，不僅與他的原生形態的方法論嚴重自相矛盾，而且以中產階級理論“修正”馬克思的邏輯，讓馬克思服務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是對馬克思觀點的嚴重曲解。第二，福山堅持了“輝格史觀”的方法論。為了避免陷入舊“輝格史觀”的目的先行的主觀唯心主義，福山對“輝格史觀”進行了反思和補救。這種反思和補救無法改變“輝格史觀”方法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也不能改變福山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第三，福山一改原生形態中堅持的“跨歷史”方法，重新肯定利用“歷史學”方法。但福山并沒有完全拋棄“跨歷史”方法，而是試圖在二者之間來一個折中，走某種中間路線。這種做法一方面表明，歷史終結論原生形態堅持的“跨歷史”方法已經無法維持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需要，另一方面也與第二點一樣，讓自己再次陷入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窘境，他并沒有給出重新肯定“歷史學方法”的因由和依據。第四，福山的“跨歷史”方法讓他借鑒了“人類生物學”的方法，把黑猩猩的“人性”作為人的“人性”的依據；他的“歷史學”方法則讓他采用了比較政治分析法。福山運用“人類生物學”方法與比較政治分析法，給人一種貌似已經不再堅持“跨歷史”的抽象人性論的分析法，而采用科學的實證分析法的印象，但如同我們前面指出的，這種比較分析法無法與仍然與“跨歷史”抽象人性法相協調，也無法與“輝格史觀”的主觀唯心主義方法相協調。被他納入作為比較樣本的國家，仍然是以他所先行確定的英國、丹麥等模范國家為標準而選取的，因此無法掩蓋其抽象人性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
3.理論篇：主要總結和評價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的理論內核及其基本維度，提出：第一，福山用國家、法治、民主三位一體的政治制度理想目標替換了原先片面重視民主制度的一元論觀點，并圍繞這個新理論內核，從政治制度起源、發展動力、政治衰敗和政治終結等幾個維度給出了論述。第二，對這四個維度進行了總結概括，并在與原生形態比較中，給出了批評性分析：新的人性論雖然更加全面了，但其地位也“降格”了，因為首先要堅持“馬克思—摩爾”框架，以黑猩猩政治論證所謂共享人性，混淆了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以進化論為直接動力，以“底下無數龜”為根本動力，以暴力為馬爾薩斯世界動力，以經濟為后馬爾薩斯世界動力，不僅具有實用化、庸俗化傾向，和多元主義、繁瑣主義色彩，而且在很多場合又陷入唯心主義泥沼；福山對政治衰敗的批判乃至呈現出的絕望，實際上并沒有改變他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信念，他的這種批判并不影響他堅信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終結地位，因此說到底他的批評還是一種辯護，是在根本立場不變前提下的自我矯正。他關于政治制度的終結即“達到丹麥”，實質上再次“重申”了歷史終結論的基本結論。
4.歷史篇：主要闡述與批評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在闡述政治歷史中對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及一些重大史實的錯誤理解。這包括：福山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曲解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母系社會”和“部落社會”的錯誤觀點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封建主義”問題的錯誤觀點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形成問題的錯誤理解以及筆者的批評。
5.未來篇：總結了福山歷史終結論面臨的主要挑戰，分析了它在應對這些挑戰過程中的軟弱無力，展望了歷史終結論的未來命運。這些主要挑戰包括：中國道路模式的發展狀況；陷入政治衰敗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發展狀況；處于不斷破產而萎縮的中產階級的發展狀況；福山及其族裔在美國的地位與發展狀況等。福山為資本主義政治衰敗的辯護陷入了方法論上的雙重標準，甚至走向了依靠民主黨專政這種民主的反面；對中國道路模式世界意義的否定，把資產階級（福山所謂“中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那一套政治邏輯套用到已經經歷了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中國，充分體現出福山的政治立場偏見和教條主義；對挽救處于不斷破產中的中產階級采取措施的無法兌現，以及中產階級在右翼政客誘導下走向反自由民主的“民粹民族主義”，這讓福山一改往日的溫文爾雅而變得歇斯底里，這說明福山在應對中產階級破產及其右轉的挑戰中已經無計可施、黔驢技窮了；福山身處的美籍日裔種族追求美國政治承認的歷史和文化心理，影響著福山的政治觀，他們在美國繼續遭受嚴重種族歧視的現狀，從正面或負面兩種可能性上影響著福山對歷史終結論的態度。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提出借鑒了亨廷頓的“第三波”理論的研究成果，但亨廷頓明確論證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走向回潮的必然性，后來的“阿拉伯之春”不僅沒有發展成為“第四波”，反而走向“阿拉伯之冬”，以強硬的事實回擊了福山對歷史終結論的盲目自信�！昂粑鼨C上的資本主義”讓中國道路模式的優越性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通過鮮明對比充分呈現了出來。這一切都預示著：大變局下的二十一世紀科學社會主義，正在沖破資本霸權挑戰，積蓄力量，逐步走出低谷，走向新的偉大復興。
四、成果的價值
（一）學術價值
判斷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可以從反面深化對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對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進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判斷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可以彌補學界對“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研究的不足，推進對歷史終結論以及國際其他重大政治思潮的研究。
（二）應用價值
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質，弘揚馬克思主義主旋律，可以為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分析福山關于國家、法治和民主制度均衡理論的得失，可以深入認識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并以此反觀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最終研究成果將作為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的學術專著公開出版，并作為教學和學生參考書目使用。
五、作者簡介
劉仁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F為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基本原理與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省部級項目多項。出版學術專著1部，譯著1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世界社會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多篇。
（編輯：洪冰）
一、項目基本情況
項目名稱：‘歷史終結論’新形式判斷
項目類別：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
批準號：18BKS050
所屬學科：馬列科社
項目負責人及單位：劉仁營 江西師范大學
進行時間：2018.07-2023.03
最終成果：《“歷史終結論”新形式判斷》
代表性論文：
1.《疫情背景下的“歷史終結論”及其批評》，《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
2.《蘇聯解體根源再認識——“歷史終結論”的挑戰與思考》，《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3.《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的集中暴露》，《紅旗文稿》2019年第1期；
4.《福山放棄“歷史終結論”了嗎?》，《西南大學學報》2016年第9期；
5.《在退卻中守望的福山》，《國外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
6.《評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紅旗文稿》2009年第18期。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蘇東劇變不久，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1992年，美國），詳細論證了令人驚詫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的最完美的制度，社會主義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歷史已經停止進步，向世界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出正面挑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和中國道路不斷成功等影響深遠的事實，有力回應了“歷史終結論”的挑戰，迫使福山對原先邏輯和結論做出重大修改，重新構畫了“新意識形態”（福山語），連續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美國）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美國）等新代表作。
福山的新著述引起世人包括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指出：“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它只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绷暯娇倳泴嵸|上宣布了“歷史終結論”及其新形式的失敗，還要求我們“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因此，本課題并非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揭示“歷史終結論”新形式的欺騙性和誤導性前提下，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和生命力。
三、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在系統研究福山不同時期相關理論作品基礎上，該成果從源流、方法、理論、歷史與未來等五個方面對“歷史終結論”新形態進行了系統研究。與之對應，該成果的內容區分為源流篇、方法篇、理論篇、歷史篇和未來篇五個部分。
1.源流篇：主要追溯、梳理了歷史終結論從起源到原生形態形成，到重構形態創作的過程，提出：第一，從理論淵源上看，歷史終結論不過是黑格爾、科耶夫等人的歷史終結論的直接發揮；從政治實踐上看，歷史終結論不過是撒切爾TINA思想和布熱津斯基資本主義勝利論的哲學論證，實質是蘇東劇變后資本主義最終勝利幻覺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第二，歷史終結論的原生形態經歷了從帶問號的演講論文《歷史的終結？》，到系統論證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發展過程，二者雖有所差別，但都體現出政治的冷戰特征、哲學的唯心特征、立場的資產階級性特征，以及邏輯的矛盾性特征等。第三，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經歷了一個從初步思考到正式創作，再到自我確認的過程，這對福山而言充滿了糾結、痛苦與繁重勞動。這個重構工作，從邏輯變化上看，是在六個邏輯變量的推動基礎上得以實現的。這六個變量包括國家再發現、政治衰敗、政治目標重構、中產階級地位突出、“升格馬克思主義”以及人性論重設等。
2.方法篇：主要概括、批評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采用的新的研究和論證方法，提出：第一，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在方法論上的第一個重大變化是“降格”黑格爾、“升格”馬克思，肯定“馬克思-摩爾”框架的重要指導意義。這實際告訴我們，福山的整個理論重心放在當今時代，放在世界范圍擴展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上，因此應該把閱讀的出發點放在他的第二卷即《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上，不應被其第一卷繁雜的歷史堆砌所誤導。當然，福山對馬克思的這種“升格”，不僅與他的原生形態的方法論嚴重自相矛盾，而且以中產階級理論“修正”馬克思的邏輯，讓馬克思服務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是對馬克思觀點的嚴重曲解。第二，福山堅持了“輝格史觀”的方法論。為了避免陷入舊“輝格史觀”的目的先行的主觀唯心主義，福山對“輝格史觀”進行了反思和補救。這種反思和補救無法改變“輝格史觀”方法論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也不能改變福山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的主觀唯心主義本質。第三，福山一改原生形態中堅持的“跨歷史”方法，重新肯定利用“歷史學”方法。但福山并沒有完全拋棄“跨歷史”方法，而是試圖在二者之間來一個折中，走某種中間路線。這種做法一方面表明，歷史終結論原生形態堅持的“跨歷史”方法已經無法維持歷史終結論的理論需要，另一方面也與第二點一樣，讓自己再次陷入了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窘境，他并沒有給出重新肯定“歷史學方法”的因由和依據。第四，福山的“跨歷史”方法讓他借鑒了“人類生物學”的方法，把黑猩猩的“人性”作為人的“人性”的依據；他的“歷史學”方法則讓他采用了比較政治分析法。福山運用“人類生物學”方法與比較政治分析法，給人一種貌似已經不再堅持“跨歷史”的抽象人性論的分析法，而采用科學的實證分析法的印象，但如同我們前面指出的，這種比較分析法無法與仍然與“跨歷史”抽象人性法相協調，也無法與“輝格史觀”的主觀唯心主義方法相協調。被他納入作為比較樣本的國家，仍然是以他所先行確定的英國、丹麥等模范國家為標準而選取的，因此無法掩蓋其抽象人性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
3.理論篇：主要總結和評價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的理論內核及其基本維度，提出：第一，福山用國家、法治、民主三位一體的政治制度理想目標替換了原先片面重視民主制度的一元論觀點，并圍繞這個新理論內核，從政治制度起源、發展動力、政治衰敗和政治終結等幾個維度給出了論述。第二，對這四個維度進行了總結概括，并在與原生形態比較中，給出了批評性分析：新的人性論雖然更加全面了，但其地位也“降格”了，因為首先要堅持“馬克思—摩爾”框架，以黑猩猩政治論證所謂共享人性，混淆了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以進化論為直接動力，以“底下無數龜”為根本動力，以暴力為馬爾薩斯世界動力，以經濟為后馬爾薩斯世界動力，不僅具有實用化、庸俗化傾向，和多元主義、繁瑣主義色彩，而且在很多場合又陷入唯心主義泥沼；福山對政治衰敗的批判乃至呈現出的絕望，實際上并沒有改變他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信念，他的這種批判并不影響他堅信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終結地位，因此說到底他的批評還是一種辯護，是在根本立場不變前提下的自我矯正。他關于政治制度的終結即“達到丹麥”，實質上再次“重申”了歷史終結論的基本結論。
4.歷史篇：主要闡述與批評了歷史終結論重構形態在闡述政治歷史中對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及一些重大史實的錯誤理解。這包括：福山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曲解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母系社會”和“部落社會”的錯誤觀點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封建主義”問題的錯誤觀點以及筆者的批評；福山關于“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形成問題的錯誤理解以及筆者的批評。
5.未來篇：總結了福山歷史終結論面臨的主要挑戰，分析了它在應對這些挑戰過程中的軟弱無力，展望了歷史終結論的未來命運。這些主要挑戰包括：中國道路模式的發展狀況；陷入政治衰敗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發展狀況；處于不斷破產而萎縮的中產階級的發展狀況；福山及其族裔在美國的地位與發展狀況等。福山為資本主義政治衰敗的辯護陷入了方法論上的雙重標準，甚至走向了依靠民主黨專政這種民主的反面；對中國道路模式世界意義的否定，把資產階級（福山所謂“中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那一套政治邏輯套用到已經經歷了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中國，充分體現出福山的政治立場偏見和教條主義；對挽救處于不斷破產中的中產階級采取措施的無法兌現，以及中產階級在右翼政客誘導下走向反自由民主的“民粹民族主義”，這讓福山一改往日的溫文爾雅而變得歇斯底里，這說明福山在應對中產階級破產及其右轉的挑戰中已經無計可施、黔驢技窮了；福山身處的美籍日裔種族追求美國政治承認的歷史和文化心理，影響著福山的政治觀，他們在美國繼續遭受嚴重種族歧視的現狀，從正面或負面兩種可能性上影響著福山對歷史終結論的態度。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提出借鑒了亨廷頓的“第三波”理論的研究成果，但亨廷頓明確論證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走向回潮的必然性，后來的“阿拉伯之春”不僅沒有發展成為“第四波”，反而走向“阿拉伯之冬”，以強硬的事實回擊了福山對歷史終結論的盲目自信�！昂粑鼨C上的資本主義”讓中國道路模式的優越性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局限性，通過鮮明對比充分呈現了出來。這一切都預示著：大變局下的二十一世紀科學社會主義，正在沖破資本霸權挑戰，積蓄力量，逐步走出低谷，走向新的偉大復興。
四、成果的價值
（一）學術價值
判斷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可以從反面深化對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信，對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進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判斷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可以彌補學界對“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研究的不足，推進對歷史終結論以及國際其他重大政治思潮的研究。
（二）應用價值
批評“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質，弘揚馬克思主義主旋律，可以為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理論支持；分析福山關于國家、法治和民主制度均衡理論的得失，可以深入認識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并以此反觀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最終研究成果將作為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歷史終結論新形態的學術專著公開出版，并作為教學和學生參考書目使用。
五、作者簡介
劉仁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F為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基本原理與發展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省部級項目多項。出版學術專著1部，譯著1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世界社會科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多篇。
